过去，人们通常认为，胡风对路翎的小说作品只是一味推崇，完全没有批评。就连他们的朋友何剑薰也曾这样看，早在1940年他就郑重地告诫路翎：“你和胡风在一起一定没有太多的论争，因为两个人的见解共同；而没有论争是不好的。没有外敌，国‘恒亡’，没有内争，国也会亡。”
实际情况却稍有不同。笔者发现
譬如，胡风1949年7月12日自北平写给梅志的信中有如下一段：
《蚂蚁》，收到四本。看了一下，不好得很，尤其是那篇《泡沫》。叫你不要管，你偏偏还要自己缠进去，真正无法可想。而且，还带来要我去托人卖。内容好我都不方便，何况是这样的内容。
信中提到的“《蚂蚁》”，指的是文学丛刊《蚂蚁小集》第七辑《中国，你笑吧》，该辑出版于1949年7月初（上海解放后两月），编辑人为化铁、罗洛、罗飞和梅志，均为“胡风派”同人。信中提到的“《泡沫》”，是路翎的一个短篇小说。胡风写这封信时，第一次文代会尚未闭幕。由于茅盾刚在大会报告中对他的文艺思想进行过批评，他自知处境艰难，更须谨言慎行，故对梅志让其推销杂志事称“不方便”。
细读这封信，可以见出，胡风对这期刊物十分不满，对路翎的小说《泡沫》“尤其”不满，话语间还流露出要与这同人刊物彻底撇清关系的意思。
然而，《泡沫》真有胡风所说的那样不堪吗？它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番考察。
该小说不足五千字，作于1949年5月11日（南京解放后半月），现收入朱桁青编选的路翎短篇小说集《旅途》，华夏出版社2008年出版。小说所表现的是一位名叫何季超的进步文化人解放前后的际遇。解放前夕，他由于“思想前进”被报馆开除，恋人也离他而去，嫁给了“一个百货公司的经理”。那时，“他的神经极度的紧张，常常觉得有人在跟踪着他，想要逮捕他和杀他，于是弄得害着心脏病了，有时候要突然地晕倒”。他被迫寄居在表兄家里，受尽了他们全家的冷眼。解放军进城后，他应邀出席军管会召集的一次会议，和“解放军的司令员陈毅将军”握了手，并在某“宣言”上签了名。回到家里，他向表兄许愿说：“（只要你）思想前进一点，（我就替你）找关系帮忙接收银行。”他的表兄本是个不守法的银行职员，以前一直“害怕共产党来了会（共产）共妻”，听过何季超的这番话，“于是热烈起来”，殷勤地叫人买来酒菜款待过去非常“讨厌”的表弟。小说传神地描写了何季超在酒桌上的表现及心理：
现在他却高兴了。他觉得现在是到了他取得报酬，快乐，自由，威风起来的时候了。喝着酒，谈着话，激动非常，心里就也有了一种庄严的，要做什么的，巨大的愿望。他要拥抱一切一切，而重新为人，就是说，认真地改造自己。他讲话有一点错乱，先说他是共产党员，“坦白地说，我早就是一个党员了。”后来又说他是负责领导一个民主党派的支部的。又说，他们已经接受了一幢大房子和两辆吉普车，今天他就是坐这吉普车回来的。他拿出一面这民主党派的支部的小旗子给表兄看，又掏出了一张宣言稿子，上面有他的签字。
酒酣耳热之际，何季超突然又想到可以用“征服者”的新身份去“拯救”前恋人，于是便邀表兄联袂前往。路途中，两位“接收大员”在“革命分子是否应该坐人力车”问题上闹了一通笑话后，终于如愿地见到了那位“胖胖的、健壮的、愉快的女子”，接着便展开了一场“接收”与“反接收”的口舌交锋。何季超为了“拯救”前恋人费尽心机，先是利诱，承诺“我可以想办法帮你解决（一切困难）”，可惜“她”不为所动；继而威胁，诬称“我晓得你先生跟特务有关系”，不料对方却“大声叫”着让他们滚出去。路翎对何季超出门时那一瞥的描写采用了颇为擅长也颇招非议的精神分析法：
她静静地站着。她没有哭。她的丈夫在楼上喊她，她也没有作声；她脸色很是灰白。可是何季超仍然觉得一种了不得的浪漫，美丽的气氛――他觉得他要哭出来。他果然很伤心地哭出来了，望着她，拿出手巾来揩着眼睛，也舍不得把眼泪揩干净。
小说以这对表兄弟的几句对话为结束，曲终奏雅，余味无穷：
“唉，”表兄又说，“你说去接收，什么时候上任呢?”
“过两天。”何季超说。突然他发怒了，“怎么，你怕我住在你家里吗?老实说，好几栋房子等着我去住呢。”
表兄不作声了。
“这样子，”走了一阵何季超又温和地说，“你借我几个钱好不好，我要买点东西――从我这几天的经验，我开会的时候一定要提出来!革命非彻底不可!”
从上述可知，《泡沫》意在讽刺解放初某些自以为对“革命”有功的小知识分子“当家作主”的臆想，抨击他们“五子登科”（“位子”、“房子”、“车子”、“票子”和“女子”）的恶欲。作家对社会现象的敏感度令人惊叹，作品的艺术表现也堪称上乘。按照胡风对小说家“主观战斗精神”的一贯要求，这类具有警世“内容”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是应该得到赞扬的。
还可以考察《泡沫》创作素材的来源，以便更好地估量该小说的现实主义价值。
路翎是南京解放（1949年4月24日）的目击者，4月30日他给胡风的信中激动地写道：“南京解放，新天地于数日炮火后突然出现，感觉上似乎还一时不能适应。瞎子突然睁了眼，大约就是如此罢。”他也是南京解放初文化界活动的参与者，5月4日他在给胡风的信中写到他当时的所见所闻所感。全信录如下：
风兄：
前信未知收到否?不知道你底通讯址，在上海的时候没有抄下来。
在沪时曾和冼群见面数次，谈论关于《郭素娥》的改编。他给我介绍了在南京的原演剧七队的队长李世仪，意思是李君关系多，紧急时可照应一下。前些天，解放以后，他来过。因他的关系，这里解放军文工团茶会招待文化界的时候也邀了我，去了，是关于《白毛女》的上演的。在那里遇到了罗荪、吴组缃等人，他们告诉我已经发了一个宣言，知道我在南京，签了我的名字，并邀今天留京的文协会员聚会一下。去了，一共十几个人，好一些是不大相干的。谈了两件事，一是要出一个小刊物，一是要成立文协南京支会，并推举六月初在平召开的大会底代表，选的结果，是吴、罗、萧亦五和陈中凡教授四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并大家捐了一点钱预备出刊物。
我看做不出什么事情来。但刊物，还是预备写一点，因为不然就要大家不舒服，这几位先生，我都不大知道详情。据他们说宣言是由新华社发到北平来了的。文协南京本无分会，这几个人，也成立不了什么分会似的；推举的代表，也不过是他们的心切。
他们将有电文之类来平，想你已经知道了。
庄君在苏州，来信说，通车后即来京一走。但我们底资财和稿子都在上海，一时无法做了。我也想看看再说。现在这里，各个角落里都跑出人来，在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上面，手痒的人多得很。有的还想当“接收大员”哩。
我底旧事大概已清理完毕。现如做一点新的事情，大约还是短的。也想再写剧本。
望来信。祝好！
嗣兴5月4日晨
很清楚，《泡沫》的创作素材来源于作者的生活体验，并非闭门造车或向壁虚构。当然，路翎所亲见的社会现象――信中提到的那个由人代签的“宣言”，由“不大相干”的人召集的“文协南京支会”成立大会，“心切”地为第一次文代会“推举的代表”，及从“各个角落”里“跑出来”的“接收大员”――也许只是阳光下的阴影，但按照胡风一贯提倡的“主客观融合”的创作方法，这类及时表现社会转型期社会生活场景和众生相的个性化艺术作品也是应该得到赞扬的。可以指责路翎的观察不够全面，思考不够深刻，但不能不佩服他捕捉社会问题的敏锐眼光和旺盛的创作能力。
然而，胡风为什么要批评路翎的这篇小说呢？还得作进一步的考察。
首先，这篇小说的主题不符合胡风当时对同人的创作要求。
1949年3月胡风从东北解放区来到北平，经历了近4个月的考察后，对新政权奉行的文艺路线有了一些了解，文艺思想有所变化。最突出的是，他在给同人的信中不再倡导“主观战斗精神”，而是敦促大家都积极地作出顺应主流的姿态。5月19日他给路翎去信，叮嘱道：“（如写文章）要注意政策，不要招到误解的表现法。……可能时写一点积极内容的东西，表现要明朗一点。”5月30日他又致信路翎，解释道：“文艺这领域，笼罩着绝大的苦闷。许多人，等于带上了枷。但健康的愿望普遍存在，小媳妇一样，经常怕挨打地存在着。问题还是要有作品去冲破它。这作品，要能使那些害人的理论不能开口，就：（一）要写积极的性格，新的生命；（二）叙述性的文字，也要浅显些，生活的文字；（三）不回避政治的风貌，给以表现。”简言之，胡风嘱路翎及时调整创作思路，尽可能地表现光明面，尽可能地采用口语，尽可能地配合政治形势。遗憾的是，路翎收到第一封信时，《泡沫》已经脱稿，收到第二封信时，小说已经付排。总之，他没来得及按照胡风的提示对小说进行润色或修改。从这个角度来看，胡风对路翎小说《泡沫》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这篇小说无意间触及了胡风心中的隐痛。
说来也巧，上海解放前后胡风也曾如何季超一样有过当“接收大员”的一闪念。当年，胡风家住上海雷米路（永康路）文安坊六号的一幢三层小楼，家居是够了，但用来办出版社就嫌不够。为此，他不止一次地动过调换房子的脑筋。
1949年5月10日，就在上海解放的前半个月，他在给梅志的信写道：“房子不够用，不合用，但看情形不见得有换一个的可能。有人问到（当然是当权的人）要什么帮助，不妨看势提出。”信中提到的“当权的人”，指的是即将南下接收上海的干部。当时，他与潘汉年、夏衍、周而复等都住在北京饭店，后者正待命南下接收上海。5月27日，上海解放的当天，他在给梅志的信中又写道：“汉年副市长，夏衍宣传部长，而复、于伶都南下了，总在军管会、市委工作……如公家给我们换房子，要有花园的，那你就积极答应，并且选好一点的。”遗憾的是，“公家”始终没有过问他家的“房子”问题，他很快也觉察到“花园洋房”的企望只是一厢情愿的“泡沫”。6月17日他在家书中不快地写道：“房子不管，我是说，周而复等提到，可以接受那意思。但当然不会的，也许还觉得我们太好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胡风对路翎小说《泡沫》的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
解放初是万象更新、天翻地覆的大时代，一切人物都要接受时代的考验，文艺家也概莫能外。况且，对文艺家来说，这考验或许更加严峻一些。须知，现实主义的生命在于直面人生、正视现实，现实主义作家的价值在于不矫饰、不回避地表现人生。哪怕现实主义的锋刃戳穿的是自己的胸膛，也要敢于“抉心自食”；反之，因避讳“政策”而权宜性地改变创作路径，因“怕挨打”而刻意地表现心地的“明朗”，因时下的“存在”而违心地趋奉主流思潮，虽不乏政治化文人的机智，但毕竟不是现实主义作家的正途。
面对解放初期多彩多姿、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路翎以短篇小说《泡沫》采撷了一枝现实主义的花朵，而胡风则随着涌动的生活大潮飘浮着，他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理念褪色了。
作者单位：湖北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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